国学大师陈寅恪，他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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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是我赞赏并推崇的一代国学大师，先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事业，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学科。其中尤其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他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先生概括陈寅恪先生治学特色约有四端：
一、以淑世为怀。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
二、探索X之义谛。见《王观堂先生X碑铭》及《论再生缘》；
三、珍惜传统历史文化。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之句，尤为澹荡移情；
四、“续命河汾”之向往。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
史学领域
治史观点：“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X等等之上。”在X王国维的有关诗文中，陈先生的这一观点有集中反映。如《挽X安先生》诗有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X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X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X，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见其独立X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气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X安，实际上，X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所造成的。陈先生的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
中国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把陈先生的史学成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3-1932），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X之交涉。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记述：“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关系，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以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
第二阶段（1932-1949），魏晋及隋唐的研究。从三十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领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华化考序》，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X文化之史。”这是他第二阶段史学研究的重心。X与文化的分野尤适于解释唐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历史。故他在1936年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眉识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别标明此义。
第三阶段（1949以后）：心史。
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关于“不今不古之学”，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解释为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所以，学术界一般公认，陈寅恪史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陈氏史学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的继承乾嘉考据，而是直接继承宋贤史学并有所发展。陈寅恪史学思想可分为求真实供鉴诫、X与文化、不忘本来X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等。
语言与文学、宗教领域
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及与小说、弹词等题材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用历史知识解释文学的崭新途径。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释义来考察汉文典籍、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和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比如《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陈寅恪先生早年多发表学术论文，单本的学术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种，即1943年重庆X初版《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及1944重庆X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种皆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专刊，1945重庆再版，抗战胜利后，1946年X印书馆又在上海重印，是为上海初版。
1946年X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另《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除书名外都封面都与此同。
第三种为《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初版线装本。
1955年，经陈寅恪先生校正错误，增补脱漏的《元白诗笺证稿》由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平装出版，初版3000册，1958年，作者再次修订之后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800册，1962年二印1000册。《元白诗笺证稿》之1959年中华书局版，并不是北京中华书局而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开始，中华上编就已经开始约请身在岭南的陈寅恪先生将其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以便出版成书，1958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有云：
负责同志：
昨接尊处1958年9月2日函“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拟名为“X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 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云：
负责同志：
来函敬悉。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X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此复，并致敬礼。
陈寅恪 1961年9月2日
这里的“钱柳因缘诗释证”，正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此书于1954年开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于中华上编的约请，不过时局已不同，陈寅恪先生1962致信云：
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来函并约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阅应共同遵守各条：（甲）约稿第一条中之第二目，于拙著中所引书一一注出页数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办到。又拙著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号。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故第二条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故此两项亦不能填写。
因此将约稿合同四份寄还，请查收。总之，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定。傥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考虑也。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 一九六二五十四
《柳如是别传》由此搁浅，不过陈寅恪先生还是将《X馆丛稿初编》稿件寄给中华上编，收文章二十篇。《X馆丛稿初编》自序云：
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X馆。
中华上编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尧二编辑先后审读，之后由二人分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X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中华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大革命”开始，一切遂告停止（详见高克勤回忆专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着手筹划出版陈寅恪文集，时李俊民为上古社长，魏同贤同志专门负责编务，特别约请陈氏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诸多稿件交付蒋天枢先生委托其整理，1977年，蒋先生将《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三次修订本交给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订版《元白诗笺证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X馆丛稿初编》、《X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蒋天枢先生为其师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册，全套七种九册陆续出齐。
蒋天枢先生对其师极为尊敬，复旦为海上学林重镇，多知名教授，一次复旦会议，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大致有言：“陈寅恪先生学问了不起，不过为晚年为柳如是这样的人作传太不值得。”同为复旦教授的蒋天枢先生当即拂袖而去以捍护师道，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更是呕心沥血，1988年，蒋天枢去世，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电云：“义宁陈寅恪先生X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时可谓尽心尽责，另外，某些地方也并不是完全不作改动，由此转入本篇之重点。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与上海编辑所信）其他几条暂且不论，单说第X，蒋云：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两字易为“某某”，或者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
周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要领会上文之意思，还得有所交待。陈寅恪先生所撰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X条释证及推论》有前言云：
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氏族问题。其后X著一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X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之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X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X所不取，因而未载入其大著。旅中无聊，随笔录之，以用此篇，实用窃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是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X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X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魏书司马睿》一文收入《X馆丛稿初编》，不过上面的这段话并没有正文一同收入，周一良先生晚年回忆：
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X，所收江东X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X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令周一良先生自责不已的是其“梁效”经历，“梁效”为X御用写作班，1978年后遭人唾弃，不过陈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X离世，《魏书司马睿》一文前言的删除当蒋天枢先生所为，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之《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本朱在融汇与贯通之说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条，），即是改动的痕迹，而第256页则仍有“周一良先生”，或蒋天枢先生遗漏。（此亦详见高克勤之《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之后，还双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装2000册，近年有据此影印重印本。陈寅恪先生手迹另外尚有1989年《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及1992年之《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初版3000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初版4000册。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备，以后三联十三种十四册《陈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础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联于五十年代单册出版过《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两种与三联《陈寅恪集》书影常见，故此不再详列）。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一般都为1700册，平装印数多为4000册，各种都有二印，早年常见，今非昔比。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著
X印书馆，2011-12
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分析构成隋唐制度的历史因素，上溯汉魏南北朝、推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后书对唐代政治史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04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作品，全书八章，约十六万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多论及元稹与白居易之作品，如《长恨歌》与《琵琶行》，其书的特色便是「以诗证史」。陈寅恪於赏奇析疑之中，寓考史察俗之实，旁徵博引，抽茧剥蕉，愈辩愈明，中唐世风、士习、政治、社会，亦於以得窥其真。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01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X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每一章都详细讲解。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着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远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该书，却没有再版，读者长时间内只能面对绝版无可奈何。随着一代对文史类读物不乏兴趣的读者的不断成长，自然而然地将这本书作为必读、必买、必典藏的书籍之一。
陈寅恪（1890一1969），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崇。
陈寅恪先生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及语言文学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取得学术著述的新成果。作品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百诗笺论稿，寒柳堂集，X館丛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崔浩与寇谦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X韦杨婚姻集团，魏书司马芝传跋，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质疑陈寅恪先生为什么用很大的精力去写柳如是别传？从30年X始。陈寅恪已注意用诗文证史。如以李商隐”无题”诗，”万里X一叶舟”一首。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以诗证史就成为他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元白诗笺证稿”。他在晚年除不断修订这本著作之外，又穷十余年的功夫 ，写成”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虽以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主，但由此却把明末清初的历史做系统的论述。这本巨著可视为他以诗文证史。自验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著作。也可视为他的史学方法的总结。.
陈寅恪身为国学大师，为什么会反对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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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弱弱的问一句，提这个问题的人知道陈寅恪是怎么反对中医的吗？其实陈寅恪在其《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的是：“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所以他反对把中医视为“国粹”，驾于西医之上。 我们都知道，中医是中华X几千年经验累积的结果，“有见效之药”是事实，陈寅恪没有否定它的价值，但陈寅恪指出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中医没有“可通之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医没有科学依据。那么果真如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事情，就像过去一些物理学家想用万有引力定律解释所有力学问题那样，根本就是徒劳，而中医的理论X独特，很多现代医学理论还没有和中医的理论统一起来，这需要中医研究者不断创新和提高，从中医的角度解释西医，使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相统一。
陈寅恪做了什么，能让清华破格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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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做了什么，能让清华破格聘用？
陈寅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清光绪十六(1890)年出生于长沙。他的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父亲陈散原，号三立，青年时期即进士及第。曾经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变法，创办报刊。是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陈散原诗词文章俱佳，著名诗人泰戈尔曾经慕名在杭州与他专门会面。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存世。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早年中举，后随其父陈伟琳办团练，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事，得到曾国潘的赏识，把他保举给咸丰皇帝，被授予知府之职。光绪时期，从候补、按察使，一直做到湖南巡抚。也算是当时一位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出生在这个官宦人家的陈寅恪，从小即受到严格的教育，在家塾熟读四书五经、以及算学地理等经典书籍。秉承了极其鲜明的家学特点。
戊戌变法后，陈宝箴、陈散原父子双双革职。光绪二十四(1898)年父子回江西隐居。光绪二十六(1900)年六月，陈宝箴被慈禧太后派人赐死。陈散原遂举家定居南京，一心办学，传播新知。
其时，陈寅恪十岁，在熟读十三经的同时，开始在自家的学校里接触数学、英语、音乐等新知识，并学习日文。光绪二十八(1902)年，12岁的陈寅恪随兄赴日，进入巢鸭宏文学院学习。光绪三十一(1905)年因为脚病回国后，入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年，20岁的陈寅恪开始了他重要的欧洲留学生涯。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校学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到国内。
1918年，28岁的陈寅恪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哈佛大学随篮蔓教授系统学习了梵文、巴利文。19X又回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学习东方学、古文字学，并系统学习了中亚古文字和蒙古文。这时，陈寅恪在梵文、巴利文、西夏文、波斯文、突厥文以及希伯来文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梵文和巴利文方面，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25年，正值壮年的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胡适之先生建议采用导师制，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时任校长曹云祥，研究部主任即是吴宓。当时清华大学所聘任的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这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而陈寅恪尚无著述流传于世。陈寅恪能加入清华，和前三位并称为四大国学大师，是和吴宓先生的大力举荐分不开的。
吴宓先生和陈寅恪在美留学期间相熟相知，深为陈寅恪的学识和才气所折服，民国初年，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一起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因为才学出众，号为“哈佛三杰”。吴宓先生深知陈寅恪之学，遂竭力举荐陈寅恪加入清华。而当时的清华大学，聘任教授的条件具体而严格。不论是学位还是著作，陈寅恪竟无一条满足条件。
所以，当吴宓向研究院举荐陈寅恪时，遭到了教务长张彭春的极力反对。万般无奈之下，吴宓“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吴宓说陈寅恪“留学十八年，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这才换来了清华研究院的一纸聘书。吴宓先生曾经在日记中感叹“介绍陈来，费尽气力”。
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先生在继承家学、研习经典的同时，先后游学日本、欧洲、美国数次，时间总计十八年之久。他遍访名师，刻苦钻研，已经深入研究并通晓二十几种古今语文。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他留心各国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状况，对中国历史具有独特深入的思考。
陈寅恪先生古今语文学养深厚，博览X书又精于抉择，精研经学、小学。就其在史学方面，不只是晋至唐史专家。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陈寅恪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至今在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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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江西X市修水县客家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清华北大，可以说是众多学子中的梦想大学，当然，能够去到清华北大的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是，也是有例外的。说到这里要讲一个大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这位当年被清华北大“破格”录取的天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说出来你可能不太信。
1925年，正值壮年的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胡适之先生建议采用导师制，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时任校长曹云祥，研究部主任即是吴宓。当时清华大学所聘任的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这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而陈寅恪尚无著述流传于世。陈寅恪能加入清华，和前三位并称为四大国学大师，是和吴宓先生的大力举荐分不开的。
吴宓先生和陈寅恪在美留学期间相熟相知，深为陈寅恪的学识和才气所折服，民国初年，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一起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因为才学出众，号为“哈佛三杰”。吴宓先生深知陈寅恪之学，遂竭力举荐陈寅恪加入清华。而当时的清华大学，聘任教授的条件具体而严格。不论是学位还是著作，陈寅恪竟无一条满足条件。
所以，当吴宓向研究院举荐陈寅恪时，遭到了教务长张彭春的极力反对。万般无奈之下，吴宓“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吴宓说陈寅恪“留学十八年，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这才换来了清华研究院的一纸聘书。吴宓先生曾经在日记中感叹“介绍陈来，费尽气力”。
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先生在继承家学、研习经典的同时，先后游学日本、欧洲、美国数次，时间总计十八年之久。他遍访名师，刻苦钻研，已经深入研究并通晓二十几种古今语文。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他留心各国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状况，对中国历史具有独特深入的思考。
陈寅恪先生古今语文学养深厚，博览X书又精于抉择，精研经学、小学。就其在史学方面，不只是晋至唐史专家。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陈寅恪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至今在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晚年陈寅恪为何为青楼女子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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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但临到年老反而越来越受压抑。
为什么写柳如是？
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都没有气节，投靠满清；而柳如是一介妓女却知道为了大明尽节。
联系陈寅恪先生的经历，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独立之精神”。
或者，也有讽刺时局的意味……
告诉世人，没有独立精神的士大夫连妓女都不如……
青楼女子肯定有许多陈寅悋认为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值得歌颂的地方，不然思想已经非常成熟的陈寅恪还会看错眼？！在思想品德，心灵境界方面，青楼女子也有十分高尚情操之人，我们不要有旧观点，教九流，该低人一等，受人歧视。其实，旧社会，X社会，青楼女子多数为受压迫妇女，想追求从良找对象过平常人光景而不得。有两出戏叫《打神告庙》和《杜十娘》，写得很好。
明末清初的孔尚任到南国一游，写出了一个著名的剧本，说得是南明的事，好象剧名叫《:桃花扇》，就是为女中豪杰，誓死不降清的爱国女英雄李香君树碑立传的，看了催人泪下，十分感人。
有什么深度解读和介绍两晋南北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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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那北朝的书籍，首先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晋书》，《魏书》，《南史》，《北史》还有宋齐梁陈的史书，以及《北齐书》、《周书》等。但是这些书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晋书》由于编辑年代较远，有很多内容颇为玄幻，《三国志》确实叙事简明扼要，但是需要阅读裴松之的注解版本；《魏书》因为是少数X建立的朝代的历史，其中人为痕迹过于严重，宋齐梁陈的史书，有点过于简略，比如《陈书》，有的又过于冗长，太多的公文和诏书，比如《梁书》，《北齐书》又散失过多，因为《北史》的缘故，很少有人提及。因此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太多”不靠谱“不仅仅是因为史书的不确切，更多是因为社会变动过大，散失太多，或者说太多的资料没有保存。
至于说到对于魏晋南北朝的近现代史学家研究著作，首推陈寅恪，陈先生开拓的一个时代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开拓，无论是何种角度，先生的著作和学说，足以开山立柜。
吕思勉，太多的迎合时代需求，吕思勉味道的《魏晋南北朝史》，大历史观不如陈寅恪先生，细节推演较之王仲荦先生差的太多，通俗趣味性又不如蔡东藩的可读性，因此，吕的很多著作，鸡肋的感觉更大一些。
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还要提到一位先生，唐长孺，先生做学问比较谨慎，很多自己的成果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同行被上纲上线，因此谨慎的让人可怜，只是写了一些小文章的集子而已。周一良，此处不做评价，李凭，此处不做评价。田余庆先生对于鲜卑，拓跋魏的研究还是很深入的，《拓跋史探》可以说是绝对的佳作，当然《东晋门阀制度》一书也确实很好很好，只是现在看来，借鉴意义小了不少。近几年，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首推复旦的仇鹿鸣，他对于三国末年和西晋的研究，甚至是南北朝的研究，已经足以扛旗，至于著作，建议先仔细研究裴松之注解的《三国志》，再到cnki仔细翻阅其各种发表论文，再行阅读！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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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陈寅恪，因为博学广识而有魅力，因为人格高尚而有力量。
陈寅恪先生的博学有家族的传统。他本是江西修水人，因他祖父陈宝箴，当时正在湖南巡抚的任上。所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另外，他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也有名声，被誉为“清末四公子”之一。
陈寅恪从小体质就弱，但嗜书如命。他借助家族的资助，得以游学列国，求取新知。实话实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有这样家庭条件的人属凤毛麟角。所以，在陈寅恪集X的学业功力回国之后，他厚积薄发，乃至一发而不可收，绝不是偶然的。
当时，说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就是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过博学仅仅是一方面，陈寅恪先生的人格高尚，才是人们不愿忘记这位史学大师的主要原因。
我岳父至今还津津乐道，早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当面向陈寅恪老先生讨教的情景。当时陈老已双目失明，在家里开班授徒。他家的那座小楼，宛若一座学术的圣殿。
前几天，即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逝世50X忌日。陈寅恪的一生，可谓是颠沛流离。抗战期间，从北平到香港，再由香港到昆明。解放前夕，他留下不走，最后落脚在广州康乐园。
现今的大多数人，其实弄不懂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内容，不过，大家都还记得他为好友王国维写的墓志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X，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见其独立X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X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人的一生，短短数十年而已。能够留下一段后人千古传唱的文字，夫欲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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