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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发展研究
李 黎 倪传斌
提要: 本研究应用反应时测量，探究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结构和发展。被试为两组大学生，执行汉-英翻译判断任务。576组实验材料由拉丁方分配为四个词表，均包含翻译词对、词形干扰词对、语义干扰词对和无关词对。组间比较发现，只有语义干扰效应量有显著差异。组内比较显示，只有高水平组语义干扰大于词形干扰。结果提示，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词形和语义连结长期混合存在;权重呈非同步、非均衡、量变的发展特征。
关键词: 双语者；心理词汇；发展；反应时
1．引言
词汇是“具有层级结构的复杂语言系统”的重要基石(李霄翔、季月，2014)。词汇知识是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学习者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在过去几十年的心理词汇研究历程中，心理词汇的发展是该领域研究热点之一。二语词汇如何进入大脑、如何融入已有的语言系统、有怎样的发展态势，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
2．文献回顾
心理词汇发展的研究最初始于母语。研究者发现，母语心理词汇以音系相似性(Yates等，2004; Ziegler等，2003; Slowiaczek等，2003)、正字法相似性(Andrews，1997; Sears，Hino ＆ Lupker，1995)以及语义相关性(Neumann，1986)为存储机制，即形式相似，语义相关的词汇之间形成紧密联结，进而构成心理词汇网络。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通道，母语词汇均通过与其音系和正字法相似的相邻词、语义相关词的竞争和抑制作用提取。母语词汇发展过程为:“以音相连”发展至“以义相聚”(语音-语义迁移);且由儿童阶段的句法搭配，即横组合关系，转变为成人的语义层级关系，即纵聚合关系(横组合-纵聚合迁移)(张萍，2010)。
以母语心理词汇研究为基础，二语词汇如何进入现有的母语X，以何种形式存储、提取和发展，进一步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与母语心理词汇网络相似的是，二语也是一个组织有序、由“词名(形素)层 + 概念(词义) 层”构成的纵横交错的词汇网络系统(刘绍龙等，2013)。但与母语词汇表现有所不同的是，成年汉-英双语者的二语词汇是一个语义-非语义混合体(张萍，2010;张淑静，2003)。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呈现非语义-语义迁移的趋势(张萍，2010;李红，2003;张淑静，2003)。纵聚合知识增长的速度高于横组合知识增长的速度，呈现出“不共时、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刘绍龙，2013;张萍，2010;李永才，2009)。
然而，相对于母语而言，二语词汇作为后来者，其发展不能独立于母语之外存在。如果忽略母语，而把二语心理词汇当作一个独立X来研究，那么，我们对双语词汇的认识将是不完整的。最早的双语词汇模型当属Weinreich(1953: 89)对三类双语者的划分。该模型认为，随着二语熟练程度的提高，双语者由并列型发展至复合型，最后到从属型。虽然这种划分方式显得有些简单粗糙，却为后来颇具影响力的修订层级模型(ＲHM)奠定基础。
作为二语宿主的母语系统，在二语词汇习得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Kim 等，2011;王文宇，2002)。目前，双语心理词汇发展研究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母语翻译词在二语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关于母语翻译词的作用，现有的使用拼音文字双语者做被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Talamas等 (1999)使用翻译词识别任务观察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词汇提取路径。研究者发现低水平二语者词形干扰效应更大，高水平二语者语义干扰效应更大，即二语提取方式的发展路径为翻译词关联-概念提取。又如，Sunderman ＆ Kroll(2006)在西班牙语-英语翻译判断实验后报告，高水平者无词形干扰效应，即高水平者无需翻译词中介，处于概念提取阶段。De Groot，Dannenburg ＆ Van Hell (1994)，La Heij et al．(1996)，Zeelenberg ＆ Pecher (2003)等人使用不同的任务，也报告高水平二语者未出现母语激活。以上研究都印证了ＲHM关于双语心理词汇发展趋势的预测。
相关研究中，当使用汉-英双语者做被试时，研究结论则不完全一致。一方观点认为，二语高水平者，如英语本科、硕士生，加工英语时，无需激活汉语而直接提取概念，如刘绍龙等(2013)、陈亚平(2015)、莫雷等 (2005)。以上研究基本结论为: 汉-英双语者与拼音文字双语者心理词汇构建过程并无差别，均由低水平的母语“翻译词关联”阶段发展为高水平的“概念提取”阶段。
然而，另一方观点认为，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加工英语时，不能像其他双语者一样，完全绕过汉语直接提取概念，两个语言词汇层面连结依然很强，汉语依然参与英语加工。如Guo等(2012)通过翻译词判断任务，研究了在美国生活多年华人的阅读机制。结果表明，这些高水平二语者反应时和准确率都显示了词形和语义干扰效应且效应量相当，即他们在阅读二语时，母语翻译词依然处于激活状态。Thierry等(2007)的研究更有说服力。结果表明，在没有汉语出现的情况下，高水平者的英语被自动、无意识地翻译成汉语。汉-英双语者的二语“语义相关”效应量比英语母语者小，然而其汉字重复启动效应模式和汉语单语者相似。肖巍等(2016)也报告高水平二语者在二语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母语多层级自动激活，贯穿任务全程。这些结果说明，中国人加工英语的模式可能与英语本族语者有所不同，与拼音文字双语者可能也有差异，与 ＲHM 的预测不完全一致。
基于以上分歧，本文拟沿用索绪尔的词形(正字法/音系)-意义(语义)两个层面划分，通过反应时实验，研究母语在二语加工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揭示中国英语学习者双语心理词汇发展规律。本实验将回答两个问题:
1) 汉-英双语者提取英文单词时汉语的作用是什么?
2) 汉-英双语者双语心理词汇构建和发展的特征是什么?
3．反应时实验
该实验为2(词频: 高频/低频)×2(具体性: 具体/抽象)×4(词对关系: 翻译词对/词
形干扰词对/语义干扰词对/无关词对)×2(二语水平: 高/低) 混合设计的反应时实验。被试执行汉-英翻译判断任务，即判断呈现在屏幕的英文词是否为前一汉语词的翻译词(如图1所示)。
1) 被试
33名高水平组被试为某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女27人，男6人。大三学生已通过专四考试，大四学生正备考八级。参加过雅思考试的15名学生均在6.5分以上。35名低水平组被试为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女25人，男10人。11人通过大学英语四级，但低于435分，其余在实验期间尚未通过四级。
2) 实验材料和原理
使用MＲC心理语言数据库和交大科技英语语料库(JDEST)筛选符合词频(高频词:200—1000/百万，低频词: 1—150/百万)和具体性(具体词: 400—700，抽象词: 1—400)要求的英文单词。由于部分英语单词的汉语翻译在不同双语者头脑中不尽相同，如bag的翻译词可以是“书包”“包”“袋子”等，于是，邀请20名外语学院师生分别使用“第一印象法”写出三个反向翻译词(L2-L1)，另外20名师生用同样的方法做正向翻译(L1-L2)，双向得票均高于15者最终入选双向翻译词对。在此基础上，再使用The Edinburgh Associative Thesaurus(EAT)确定语义干扰词表(确保无词形相关性)，并邀请10名英语专业硕士生用七点Likert量表做“语义相关性”评价(1分表示无语义关系，7分表示两词互为翻译词)，均分≥5.5的语义干扰词入选。同时，确保词形干扰词对无语义相关性。最终选定576组英-汉词对为实验材料(384个实验词对和192个填充词对)。实验材料拉丁方分配为四组。每组包括三个实验条件(翻译词对、词形干扰词对和语义干扰词对)和一个基线条件(无关词对)(如表1所示)。每个条件进一步分为高频具体、低频具体和高频抽象三组(低频抽象词由于熟悉度不高未纳入X材料)。被试执行翻译判断任务。使用E-prime呈现X材料并收集正确率和反应时数据，应用SPSS进行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表1中，条件2和3为关键条件，4是基线条件。实验原理为: 如果被试提取英语词汇时经由形式层，即通过汉语翻译词中介，会较难以判断形式干扰词为“非翻译词”，反应时可能会比基线条件长，说明两个语言间的词汇连结强度大。如果被试提取英语词汇时直接通过概念层，无需汉语翻译词中介，那么可能较难以判断语义干扰词为“非翻译词”，反应时也可能会比基线条件长，同时说明被试二语概念连结强度大。
4．结果
本研究删除了2%的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对有效数据进行正确率和反应时统计。对正确率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词形干扰条件和语义干扰条件下，组间均无显著差异，χ2=.91和χ2 =.22(P＞.05)。对于反应时，使用了SPSS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对关系F(3，198)=173.94(p=.000)、词汇变量F(2，132)=25.41(p=.000)均显示主效应;二语水平F(1，66)= 3.45(p=.068)，主效应边缘显著。词对关系和词汇变量的两向交互作用不显著，与二语水平的三向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被试水平与词对关系和词汇变量分别有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F(3，198)= 4.3(p＜.05)，F(2，132)= 3.4(p＜.05)。由于词汇变量(词频和具体性)和翻译词对不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故不做讨论。又由于本文感兴趣的是效应量(两个关键条件和基线条件的差值)的组间和组内差异，因此未做简单效应分析，而将差值做了独立样本t检验。
词形干扰效应和语义干扰效应分别是词形干扰条件、语义干扰条件和基线条件的差值(表2)。分别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查看两种效应在组间差异是否显著(表3)。结果显示，词形干扰效应在高/低水平组间无差异，t(66)=－.23(p＞.05)，语义干扰效应差异显著，t(66)=2.12(p＜.05)。再分别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查看两种效应在组内差异是否显著(表4)。结果显示，高水平组中语义干扰效应明显强于词形干扰效应，t(66)=－2.1(p＜.05)，而低水平组中两种效应无显著差异，t(66)=－.24(p＞.05)。
5．讨论
两组被试均显示了明显的词形干扰效应和语义干扰效应。即无论水平如何，在加工英语词汇时，词形和语义的相关性都对被试造成了困扰，延长了反应时。以下将对两个效应的组间和组内差异结合ＲHM理论模型分别展开讨论。
1) 词形/语义干扰效应组间差异
在ＲHM中，两个语言形式层分别表征，概念层共同表征。当学习者习得新的二语词汇时，这个词会与母语形式层以及现有的概念层产生连结，并通过母语翻译词或概念提取，提取路径取决于二语水平。即在二语习得早期，即翻译词关联期，由于二语和对应概念表征之间的连结尚不牢固，二语词汇经由词汇连结和母语对等词提取。如果学习者处于后期的概念提取期，则通过直接激活对应的概念来提取二语词汇(如图2所示)。
高水平二语者是否依然存在大强度的词汇连结是本研究的一个焦点，也是和拼音双语者实验，如Sunderman ＆ Kroll(2006)和Talamas等(1999)的分歧所在。Sunderman ＆ Kroll(2006)报告，L2-L1翻译判断任务中，只有低水平二语者出现词形干扰效应，高水平者并无干扰效应。而在Talamas等人(1999)研究中，高水平英语-西班牙语者在执行L1-L2任务时出现了类似的词形干扰效应;而在执行L2-L1翻译任务时，出现了词形启动效应。由于西班牙语和英语较近的亲缘关系，高水平者的二语词形词库很有可能以嵌入方式与母语词形词库完全融合，和相邻词具有和母语内部相同的连结强度。因此，二语词既能在语言内启动相邻词，又能跨语言启动相邻词。汉语和英语在形式上不具备同质关系，理论上无法出现形式启动现象。
虽然本实验与拼音双语者的研究在母语形式层作用方面的结果有一定分歧，但却和一部分使用汉-英双语者的研究一致，如Thierry ＆ Wu(2007)和Guo等(2012)。这两个实验均发现，高水平者在提取二语词汇的过程中，母语自动激活，作用不减。这个发现和Qasem ＆ Foote(2010)使用的阿拉伯语-英语双语者被试的翻译识别实验结果也相同，即形式干扰效应量在组间无差别。那么，母语翻译词参与二语提取可能不是高水平汉-英双语者独有特征，而是异源语系双语者共有特征。这个特征不仅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形态学差异大，可能还和英语习得方式有关。Talamas等(1999)使用的部分被试由于长期X在双语环境中，甚至无法自己确定哪个语言为主导语言。Guasch等(2008)的研究印证了以上推测。他们使用的西班牙语学习者和本研究的汉-英双语者较为相似，即在课堂上学习，而非自然语言环境习得。研究结果为高、中、低三组被试均显示词形干扰效应。由此可见，课堂环境学习和自然语言环境习得两种不同习得方式在母语的角色上可能产生巨大影响。总之，高水平被试显示词形干扰效应，说明词汇连结并没有因为二语水平提高而消失，也并没有因为概念连结生成而被取代。这一发现与ＲHM的预测有一定出入。
本实验第二个发现是形式干扰效应量在组间没有差别。也就是说，高水平二语者不仅受相似词形的干扰，而且和低水平组X扰的程度相同。这个结果也不完全符合ＲHM的预测。作者认为，ＲHM描述的是在最理想的学习环境中、最理想的二语学习者的双语心理词汇发展轨迹。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非每类学习者都能按照这个规律发展。本研究筛选的高水平学习者为国内排名前列的985高校的中高年级英语专业优秀本科生，基本可以代表国内英语学习者能够达到的“高水平”。Thierry ＆ Wu(2007)和Guo等(2012)实验中被试的英语能力可以说是成年后移民美国的华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便如此，这两批被试也没有达到ＲHM描述的“高水平”。他们的相似之处是成年前的学习经历，即成年前以国内的课堂学习为主。我们不禁要思考，成年前在非目标语国家的课堂学习经历是否妨碍学习者达到“理想状态”? 事实上，Jiang(2000)的“三阶段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二语词汇表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词形阶段，学习者建立具有词形特征的二语词条;第二阶段，母语词注中介阶段，母语词注信息复制到二语词条中，并控制二语词汇使用;第三阶段为二语融合阶段，即二语句法、语义、词素特征融入对应词条。但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学习途径的学习者中，多数人会在第二阶段发生石化，止步不前，无法到达第三阶段。这应该是高水平汉-英双语者“词形连结强，作用时间长”最好的解释。
本实验还发现，低水平二语者有明显的语义干扰效应，但强度又显著低于高水平者。语义干扰效应的出现，意味着低水平者对概念信息也有敏感性。这个结果与前人研究(如Sunderman ＆ Kroll，2006; Altarriba ＆ Mathis，1997; Frenck-Mestre ＆ Prince，1997)一致，即二语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连结出现较早，并成为二语提取通道之一。
二语习得的过程既是行为学改变过程，也是认知功能改变的过程。双语词汇中形式层的活动度可以由两个语言的相对活跃度以及更高一级的语义调控。如果双语者拥有强大的二语语义网络，并且二语使用相对活跃，那么在加工二语时，就可以将来自母语形式层的竞争成本降至最低。翻译判断任务既涉及语义加工，又牵涉词形加工(如 De Groot ＆ Comijs，1995)，其过程就是被试利用语义信息反馈解决词形矛盾的过程。Talamas等(1999)将这个机制命名为“词形-概念交互”。高水平二语者二语词条和概念的连结强度大，更有能力解决来自形式层的词形竞争。如果提取概念效率低下，概念层无法及时提供反馈，那么被试执行任务的表现就由词形竞争的程度决定。也就是说，词形-概念交互是翻译识别任务的认知机制。而从本实验看，虽然高水平者的语义表征更加牢固，但是词形竞争难度并未明显降低，极有可能是因为语义信息反馈效率低下。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综上，二语水平变化，母语和二语交互方式也随之变化，这就是双语心理词汇的动态本质所在。词汇连结、母语中介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双语词汇构建和运作的基础。西方学者(如Sunderman ＆ Kroll，2006)认为词汇连结强度是二语水平的指征。但是本实验表明，词汇连结在词汇发展过程中无本质变化，因此，概念提取可能是评价汉-英双语者二语水平更准确的指征。
2) 词形/语义干扰效应组内差异
通过组内比较，发现高水平者的语义干扰效应量远高于词形干扰量，说明这组被试概念表征构建完善，概念连结成为二语词汇提取的主导路径。但词形连结强度相当大，也是双语连结的重要形式，汉语在提取二语词汇时起到中介作用。同时也发现低水平二语者两个效应量相当，说明词形和语义连结权重相当，两条路径提取机率各半。这个结果和一些ＲHM框架下的研究(如Kroll ＆ Stewart，1994; Dufour等，1995; Talamas等，1999)结果看上去不一致，其实并不矛盾。如果把二语水平比作一个“连续体”，那么这个差异可能是源于被试处于“连续体”不同的位置。本试验低水平者的状态显然高于“连续体”起始端的初学者，而高水平者又达不到另外一端描述的平衡双语者的理想状态。
6．结论
关于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构建及发展特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构建和加工模式的发展特征与ＲHM的描述不完全一致。二语水平虽然对双语连结权重有调节功能，即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词汇连结向语义连结转变，但这种权重改变可能不是质变，而是量变。第二，心理词汇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早期建立了概念表征，但概念生成与词汇连结的消退呈非同步、非均衡的特点。后期概念表征发展明显加快，但词汇连结及其功能却不以相应的速度消失，相反，依然保持早期的强度。词汇连结很可能由于“石化”永远无法消退，贯穿始终。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第三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词形连结和语义连结长期混合存在，共同发挥作用。总之，词形和语义连结长期共存，连结权重呈非同步、非均衡、量变发展。
7．本研究的局限
词频和具体性是影响词汇加工的重要因素，是实验设计中无法回避的变量，所以将他们纳入本实验。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同时，两个变量并未影响母语的作用，因此，本文未讨论有关词汇变量的结果。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对词汇变量的相关结果进行专项研究并单独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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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Li Li Ni Chuanbi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through a response time (RT) experiment.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and performe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recognition task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were 576 word pairs， ordered in Latin-Square design into four lists. Each list contained word pairs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t，form distracter，and meaning distracter， and unrelated word pairs. Between-subject comparison showed there was robust difference only in meaning interference effect. And results of within-subject comparison were that meaning interference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form interference effect only in high-proficiency group.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mental lexicon is that lexical links may coexist with semantic links in the long term， unsynchronized and unbalanced in the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of their linking strength.
Key words: bilinguals; mental lexicon; development; response time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X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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