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四库全书
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其價值——兼論《四庫全書》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李振聚
李振聚，1985年生，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範圍爲目錄、版本、校勘學，中國經學。
內容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源出清宮天禄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源出清乾隆黃晟亦政堂校補重印明寶古堂本。學術界論及《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底本的相關問題，僅以文津閣本立論，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源出元刻本或明刻本，而非影宋鈔本，忽視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版本價值，亦忽視了《四庫全書》的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關鍵詞：《考古圖》；《四庫全書》；底本
《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三書，世所傳以《考古圖》十卷較為常見。錢曾藏有這三種書的宋刻本，得於無錫顧宸，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徐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1]。此影鈔本，後來貢入內府，爲天祿琳琅之珍藏，《天祿琳琅書目》著錄[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即據清宮天禄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鈔錄。而錢曾、季振宜、徐乾學遞藏的宋本後來不見著錄，或已亡佚[3]，錢曾的影宋鈔本燬於嘉慶二年的乾清宮大火，所以《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保存的這個鈔本就彌足珍貴。《續考古圖》及《考古圖釋文》二書，自宋以後再無刻本，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據傳鈔翁方綱鈔本刊刻，始爲人所習知。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館匯集各地進呈之本乃至武英殿庫貯之本甚多，皆僅有《考古圖》十卷而已，並無《續考古圖》五卷及《考古圖釋文》一卷。《浙江採輯遺書總錄》亦云：“按大臨又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世所罕傳，惟見錢曾《敏求記》”[4]。學術界對《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底本來源進行討論，X奇《<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認為錢曾影宋之本非源出宋本，而是元大德本[5]。范楨《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則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出於錢曾影鈔明寶古堂本[6]。無論是元大德本，還是明代寶古堂刻本，皆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不可能是《四庫全書》所據之本。那麼《四庫全書》中所收的附帶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的《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尚值得進一步考索。
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考
（一）纂修《四庫全書》時，各省採進諸書及武英殿庫房所貯藏之本，皆無《續考古圖》及《考古圖釋文》，非文淵閣《四庫全書》承用之本。
各省採進之書。如：《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著），四本”[7]。《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考古圖》十卷，宋汲郡呂大臨著。”[8]《江蘇採輯遺書目錄》：“《考古圖》共十卷。”[9]
《浙江第四次汪啟淑家呈送書目》：“《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著，五本。”[10]《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考古圖》十卷，（刊本）宋汲郡呂大臨撰。”[11]《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考古圖》十卷，刊本。今本爲元大德間陳翼子重所修定。按大臨又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世所罕傳，惟見錢曾《敏求記》。”[12]
《六次續採》：“《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五本”[13]。
武英殿庫X檢出之書。如：《武英殿第一次書目》：“《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四本”[14]。按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一書記載辦理內府武英殿有羅更翁考訂本《考古圖》。《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著錄《別本考古圖》十卷，題曰內府藏本，當即此本[15]。此內府藏本並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爲吳慰祖妄增[16]。
（二）翁方綱分纂稿[17]、《四庫全書總目》皆題曰“內府藏本”，且云“此本勘騐印記，即曾所手錄”，並臚舉與傳世諸本異同，“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騐文義，皆以此本爲長”。翁氏所撰《考古圖》分纂稿，刊載清光緒間歸安陸心源所刊《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之後。潘祖蔭藏傳錄翁方綱所鈔錄《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後有二跋，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藳也。陸心源又從潘祖蔭處轉錄，為陸氏刊刻《續考古圖》之底稿。陸心源序云：“《考古圖》，宋時甚行，至元而陳仁子刊於茶陵，至明而有泊如齋、寶古堂兩刊，故流傳甚廣。《續圖》《釋文》，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十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廠肆，郵來目錄，列有此書，亟托陳小舫閣學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吳門，見插架有之，從翁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藳也。爰借錄而壽之梓。不見宋本，無從是正，其有斷爛，未敢肊更。”[18]翁氏所撰《考古圖》分纂稿及其他二跋即附載清光緒歸安陸心源所刻《續考古圖》卷末。
又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旨中明確：“內府舊藏”不只包括武英殿庫房之書，還包括“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19]。而天祿琳琅藏書就屬於內府中“各處陳設、庫貯者”。以是《四庫全書總目》取天祿琳琅藏書用爲底本，當遵乾隆皇帝諭旨題曰“內府藏本”。翁氏分纂稿首云：“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後具列異同，其所校者，一一校核，所據當為亦政堂本。分纂稿後，又有翁氏跋數則：“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即據翁氏分纂稿損益而成。
四庫館臣謹遵聖旨，不可不慎，其撰寫分纂稿時也應添注版本來源信息。《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書目》俱未列藏所信息，其成書時間，夏長樸認為成書於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間，則忽視了乾隆三十九年頒發諭旨這則重要史料。劉浦江認為這是截止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爲止已進呈提要的彙編本，主要證據就是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的諭旨。劉氏之說，較可信從。
由此可見，翁氏所見四庫館謄錄副本是源出天祿琳琅所藏的錢曾影宋鈔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錄的《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否就是翁方綱所見的這個謄錄副本呢？需要經過進一步的校勘，才能知道結果。
（三）四庫館臣選擇底本時，以內府藏本校當時進呈諸本，皆經審慎校核，《四庫全書總目》中多臚列異同。今日復校諸本，文淵閣本與別本皆有不同之處，文淵閣本當別有來源，非通常所謂之“元大德本”或“明寶古堂本”。
如卷一“?氏鼎”说明“说文云籀文作”。“”字，文淵閣本有，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以下簡稱“元刻本”）、明萬曆泊如齋刻本（以下簡稱“泊如齋本”，明天啟鄭宏經校刻本翻刻自泊如齋本，無多校正，不復列舉。）、明萬曆二十九年吳萬化寶古堂刻本（以下簡稱“寶古堂本”）、清乾隆十七年天都黃晟亦政堂校補重印明寶古堂本（以下簡稱“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卷二“旅鬲”釋文，文淵閣本作“釋闕”二字。文津閣本有“云商父乙卣有盖析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作“薛尚功云商父乙卣有字，此乃其半，盖析字也。旁一字奇古，未可攷”。泊如齋本無釋文。
卷二“仲信父方旅甗”說明，文淵閣本僅有“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九字，X“缺”字。文津閣本作“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二寸。自唇至隔，口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容斗有六升”。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作“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二寸。自唇至隔底，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容斗有六升。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畤令黃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字揚南仲謂不必讀爲史，當為中，音仲。《集古》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神精。”
卷七“走鐘”圖上，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有文字“五鐘聲制異銘文同”，文淵閣本無。
卷八“邛州天寧寺僧捧敕佩”圖二，説四十六字。文淵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鐙”圖一，説四十七字。文淵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以上所舉諸例，可見文淵閣本與諸本不同，與文津閣本也有較大差異。可知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所據也非同一個底本。
《四庫全書總目》承用翁方綱分纂稿，亦稱《四庫全書》承用內府所藏錢曾影宋鈔本，與《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相合。《四庫存目標注》亦云：“清初錢曾影宋鈔本，即從前本出。後歸天祿琳琅，《四庫全書》據以收錄，錢曾影鈔本當已燬於嘉慶二年宮火。”[20]學術界在討論《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時，如X奇《<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認爲《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源出影鈔元大德本非真影宋本，並列舉數條證據：“卷首‘《考古圖》所藏姓氏’諸家之後，有‘考訂默齋羅更翁’七字，可知所據錢曾藏本實系影鈔羅更翁考訂之元大德本，而非影宋本。”。文淵閣本無“《考古圖》所藏姓氏”，更無“考訂默齋羅更翁”七字，有此二項者爲文津閣本。當日四庫館臣非未見元羅更翁本，《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之中著錄《別本考古圖》即元大德羅更翁本。此本僅有《考古圖》十卷，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如果說錢曾藏本是影鈔羅更翁考訂之元大德本，《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又來源何本呢？范楨《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出於錢曾影鈔明寶古堂本，連影鈔元刻本都算不上。也不能解釋《續考古圖》《釋文》二書來源何處的問題。二人致誤的根源在於僅據文津閣本而立論，非真見文淵閣本[21]。雖同為《四庫全書》，但二閣之本有截然不同的區別。那麼文津閣本《考古圖》底本是來源何處呢？
二、論《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
（一）文津閣本源出於刻本，而非鈔本，從上文所列文淵閣本與諸本異同看，與文淵閣本亦有不同。如卷一“蠆鼎”說明後，文津閣本衍“?氏鼎河南”五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蠆鼎”說明已至本頁之末，與下頁“?氏鼎河南”相接，文津閣本鈔寫時，抄手遂將下頁第一行頂格之“?氏鼎河南”五字，亦認作爲“蠆鼎”說明文字，接鈔致誤。此可見文津閣本所據之本當爲寶古堂本或亦政堂本。
又卷首“考古圖所藏姓氏”，文淵閣本無。泊如齋本作上下二行排列，且姓氏末復有“元默齋羅更翁考訂/明新都丁雲鵬/吳廷羽/汪耕繪圖/吳元滿篆銘/劉然書錄/汪?補錄”七行，與文津閣本不合，知非文津閣本所據之本。文津閣本“考古圖所藏姓氏”以及姓氏末題名，全同寶古堂本、亦政堂本。再校諸各本文字，文津閣本與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有近緣關係。
如卷一“乙鼎”釋文文淵閣本“乙 作毛”。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乙”下有“〇”。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泊如齋本釋文僅有一“乙”字。
卷二“方乳曲文大鬲”圖二，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有“方乳曲文次鬲同上”標名八字。文淵閣本無。
卷三“四足疏盖小敦”藏者，文淵閣本作錢江李氏，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作“廬江李氏”。
卷四“彝”下藏者“新平張氏”右，泊如齋本有“與廬同”四字，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殘存“廬同”二字。文淵閣本僅有“新平張氏”四字。以上所舉諸例，可見文津閣本出於寶古堂本系統。亦政堂本實際據寶古堂本校補重印者，二者同出一係，略有不同。容庚所撰《考古圖述評》云：“寶古本《三古圖》板，乾隆間爲天都黃晟所得，修補爲亦政堂。”[22]再校諸他處文字，可以確定文津閣本當據亦政堂本抄錄。
《考古圖》每卷卷前目錄，文淵閣本皆無，文津閣本有。如卷三卷前目錄，文津閣本次序與文字全與亦政堂本同，而與寶古堂本不同。目錄中“敦”下銘“一百七字”中“七”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作一字空格，寶古堂本“七”字不缺。“四足疏盖小敦”中“敦”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無，寶古堂本有。“太公缶”中“公”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無， 寶古堂本有。“銘十二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作“銘十”。以上皆是文津閣本出於亦政堂本之證。
文津閣本並不全同亦政堂本，多有校改之處。
如卷一“孔文父飲鼎”圖一，銘十四字，説五十一字，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無。此文津閣本添補之例。
卷一“鄭方鼎”下藏者“廬江李氏”四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無。
卷一“雲鼎”下藏者“丹陽蘇氏”四字，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
卷一“饕餮鼎”釋文“戊”字，元刻本、泊如齋本無。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
卷二“某父鬲”銘文，泊如齋本作環形排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皆作長方二行排列。
卷三“散季敦”藏者“京兆呂氏”四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無。
卷三“敦”圖多一蓋圖。按此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刻本、寶古堂刻本、亦政堂本皆無。
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按此二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位置正確。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位置皆互相顛倒。
卷四“獸環壺”藏者亦政堂本作“京兆呂氏”，泊如齋本、寶古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河南文氏”。
卷八所載諸器所藏姓氏，諸本皆缺，惟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存。
卷九“一華雞足鐙”說明，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右不知所從得，無銘識”。元刻本、泊如齋本“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七分，徑縮四寸半，衡二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無銘識，有盖，爲轉關鹿盧以開闔，盖上貯油，以仰錐爲炷。”亦政堂本無此段文字。
卷九“高奴鼒”藏者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華陰宋氏”。泊如齋本、寶古堂刻本、亦政堂本皆作“宋氏”。
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說明一段文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右一器得於壽陽。高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二寸半，容二升有半。一器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皆無銘識，其形制頗同，如壺而三足，其蓋皆爲三環，如鼎敦蓋卻之可以置諸地，皆有連環以爲提。” 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如堂本、亦政堂本皆作“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
卷十多廬江李氏《鐎斗》圖一，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如堂本、亦政堂本無。
卷十《獸鑪》第二圖後多説三十五字。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今存“右得於壽春”五字。
由以上所舉可見，文津閣本雖出於亦政堂本，然經過校正工作，且這些校正多與文淵閣本相合。可以推測文津閣本所據之亦政堂本，當經過與文淵閣本相近或有親緣關係的版本校勘，此校勘者極有可能是翁方綱。
（二）由《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推測，文津閣《考古圖》底本所據當為經過翁方綱校正之後的亦政堂本，翁氏的校正工作主要依據四庫館謄錄錢曾影宋鈔本來進行。
《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宋以後再無重刻者，清光緒十年陸心源於潘祖蔭處得見一個鈔本，這個鈔本乃過錄翁方綱鈔本而來，而翁方綱鈔本所據即四庫館謄錄天祿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陸心源據以刊刻行世，始爲世所習見。陸心源序述其得書及校刻始末云：“《續圖》《釋文》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廠肆。郵來目錄，列有此書。亟託陳小舫閣學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吳門，見插架有之，從翁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稿也，爰借錄而壽之梓。”[23]《續考古圖》文津閣本與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以下簡稱“陸刻本”）一致，而與文淵閣本略有不同之處。
如《續考古圖》卷二“父乙罍”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皆無。文淵閣本有。
卷二“爵”下有小字一行“四器形制畧同今圖其一”，文津閣本、陸刻本皆無。文淵閣本有。
卷三“父丁卣”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無。文淵閣本有。
卷四“公鐘”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無。文淵閣本有。
卷四“父辛鼎”下釋文，文津閣本、陸刻本有，文淵閣本無。
卷五“非鬲”上銘文，文淵閣本未刻，文津閣本、陸刻本有。文淵閣本無。
卷五“父乙斗”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在器上，文淵閣本另刻于半頁上。
對照《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24]的兩個版本，即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與文津閣本，文津閣本與陸刻本接近，陸刻本出翁方綱鈔本，那麼便可推測，《文津閣四庫全書》中此二書，當日或據翁方綱鈔本過錄者。而《考古圖》一書，雖然所據之本爲亦政堂本，但亦經翁方綱校改。翁氏當日所據之本並非天祿琳琅影宋钞原本，而是武英殿據天祿琳琅藏本謄錄的副本，謄錄手寫多誤，翁方綱多加校改。其于分纂稿後追記：“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此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楷忽篆，或與今《說文》本同，又或不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X云爾。方綱又記。”[25]此可以解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陸刻本雖同出一係，而略有不同之原因。
（三）文津閣本謄錄之草率。文津閣本《考古圖》書前提要截取四庫館所定提要而成，文淵閣本提要四頁，文津閣本僅有二頁，觀其截取行格以及文末署名，當為有意為之。文津閣本提要“臣等謹案《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至“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爲長，信善本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提要末有“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二行，正足二頁之數。文津閣本變四頁提要爲二頁，爲省謄寫之勞。
卷首諸家之序，有萬曆癸卯焦竑序，元祐七年呂大臨序，大德己亥陳才子序，大德己亥陳翼子序，乾隆十八年黃晟序。文津閣本僅錄呂大臨序一篇，其餘諸家之序，概皆芟除。當亦爲四庫館省謄寫之勞，意欲速成而有意為之。
書中所摹諸圖銘文，諸本皆摹作陰文，文津閣本多作陽文，故多失其真。蓋陽文易於臨寫，而陰文艱於摹繪。如《續考古圖》卷一“銅虎符”銘文，卷一所附四圖銘文，卷三“冰鑑”後一圖環形銘文，文津閣本皆改繪作陽文，與諸本作陰文者，皆不同，蓋繪手省寫所致。四庫覆校之人，多斤斤於文字的正誤，而不及序跋之有無，圖繪之精粗。
三、文淵閣本《考古圖》與文津閣本底本不同原因之推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提要末，所署時間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提要末所署時間爲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見文淵閣本成書在前，文津閣本鈔成在後，二閣成書並非一時。纂修期間，屢有底本遺失的記載。
（一）纂修《四庫全書》期間之底本遺失。乾隆四十五年五月X參奏武英殿提調陸費墀遺失各書底本四五百種，陸費墀爲掩己過，令謄錄人員捐書繕寫以塞責。可見當日四庫全書館底本遺失情況已較為嚴重。至本年五月，查明陸費墀實際遺失三十餘種，與三月份清點遺失四五百種相差懸殊，或此期間，陸費墀已經覓工鈔補，尚有三十餘種未能購覓而得。那麼四庫館原藏底本，與遺失後再購覓繕寫所得之底本，當互有出入，不能一致。加以七閣之書，成書時間非一，曠日持久，所用底本亦不能完全劃一，自是情理之中。
《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所署時間爲作乾隆四十六年，《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所署時間爲作乾隆四十九年。文淵閣本《考古圖》鈔竣，影宋本即還歸天祿琳琅，迨鈔寫其餘諸份時，已不及再申前請，而是就近檢得館中進呈舊本鈔寫以應命。另館中底本多有遺失，購覓賠補之間，必不能完全同原本。文津閣本鈔成於乾隆四十九年，急於應命，唯翁氏藏本附有《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三書俱全，只能借錄以應命而已。以是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雖同出四庫館抄錄，而所據底本有異也。
（二）翁方綱所見亦爲謄錄副本。翁方綱于分纂稿後追記：“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此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由文津閣本《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與翁方綱鈔本同源可知，文津閣本《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當來自翁方綱校正本。翁氏這個版本，《考古圖》用亦政堂本，翁氏當依照四庫館謄錄副本校改于上。而《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傳本既尠，只能鈔錄四庫館謄錄之本，再加校正。四庫館謄錄副本在文淵閣本謄錄完成之後，或已遺失，而四庫館所儲進呈諸本又無《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翁氏身為四庫館臣，且其校鈔之本，既全且備，取作文津閣本之底本，自在情理之中。而抄寫文津閣本時，鈔手急於應命，倉促謄寫，不能一一校核翁氏校改之處，故僅能吸收翁氏部分校改成果，而其餘部分皆仍亦政堂本之舊。故文津閣本體式、文字等皆從亦政堂本而來，所改部分皆與文淵閣本同。後世之人，不知其中差別，僅據文津閣本以立論，遂疑文淵閣本亦非出於錢曾影宋鈔本，故不能得其真。
四、由《考古圖》來看《四庫全書》纂修與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清乾隆九年，皇帝命內廷翰林檢閱內府藏書，擇宋元明各朝善本進呈覽定，珍藏在昭仁殿，親書“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由于敏中奉敕撰《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圖書四百二十九種。嘉慶二年這批藏書毀於宮火，後又重新搜集爲天祿琳琅續藏。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有諭旨已經提及內府舊藏和《永樂大典》：“現今所有內府舊藏並《永樂大典》內檢出各種，及外省進到之書，均分別應鈔應刊，以垂永久。”[26]乾隆皇帝提及的這些“內府舊藏”包不包括天祿琳琅的藏書，今天學術界尚有疑問。由《四庫全書》中所收《考古圖》等書來研究，我們會發現纂修《四庫全書》與天祿琳琅藏書之間，關係密切，不止取用天祿琳琅藏書作為謄錄底本那麼簡單，也有在纂修過程中發現宋元秘本充實天祿琳琅藏書的情況。
（一）纂修《四庫全書》時，自武英殿庫X所檢出宋元舊本送藏天祿琳琅。送入天祿琳琅之書，經過乾隆皇帝之鑒別題詠，一般會鈔入《四庫全書》。如《九家集注杜詩》、《五百家注柳子厚集》等。《天祿琳琅書目》著錄之宋刊《九家集注杜詩》即自武英殿庫貯中發現，而移藏於天祿琳琅之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乾隆皇帝於《題郭知達集九家注杜詩》“適以遺編搜四庫，乃斯古刻見漕司”句下小注记述此書發現之經過：“此書舊藏武英殿，僅為庫貯陳編，無有知其為宋槧者。茲以校勘《四庫全書》，向武英殿移取書籍，始鑒及之。而前此竟未列入天祿琳瑯，豈書策之遇合遲早亦有數耶？”[27]《天禄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小注亦云：“《九家集注杜詩》，是書從武英殿庫貯殘書內檢得之”[28]。次年正月，于敏中奉敕編《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此書，過錄乾隆皇帝御製詩，但並未錄及詩中小注。
《五百家注柳子厚集》同《九家集注杜詩》一樣，得自武英殿庫貯殘書。《天禄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小注：“《五百家注柳子厚集》乃武英殿舊貯，因新得《五百家注韓集》取校之，同爲韓醇刊本，足稱雙璧。”[29]
（二）《四庫全書》取用天祿琳琅藏書爲底本。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有諭旨已經提及內府舊藏和《永樂大典》云：“現今所有內府舊藏並《永樂大典》內檢出各種，及外省進到之書，均分別應鈔應刊，以垂永久。”[30]乾隆皇帝又在諭旨中規定“內府舊藏”不只包括武英殿庫房之書，還包括“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故《四庫全書總目》題曰內府藏本者，應包含武英殿庫貯、內府刊刻諸本及宮廷之內各處陳設書籍。而天祿琳琅藏書舊屬於內府中“各處陳設庫貯者”。《四庫全書總目》於《考古圖》條下題曰內府藏本者，即爲天祿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且文淵閣本《考古圖》前有乾隆皇帝御題，正與《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相合。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載辦理內府藏書之書單，計有南書房、武英殿、御書房、齋宮、圓明園、瀛臺諸處。可見內府藏書來源不一，當日應有一次大規模的利用過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論四庫書之淵源，列舉內府本時就提及存放天祿琳琅藏書的“昭仁殿”云：“內廷藏書，專供御覽，自明至清初，弆置甚富。如皇史宬、懋勤殿、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景陽宮、上書房、內閣大庫、含經堂等處，或在宮掖，或在御園，皆所謂內廷者也。凡取自上列各處藏書者，謂之內府本。”[31]可見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是利用了天祿琳琅的藏書的。天祿琳琅藏書爲宮廷藏書之粹，又與《四庫全書》纂修密切相關，不可小覷。
四庫館利用內府藏書，特別是各宮陳設以及天祿琳琅藏書的時候，肯定不能如使用武英殿和翰林院藏進呈本那樣方便。故在《四庫全書》纂修初期，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中所舉的內府各個宮殿陳設之書，列入應鈔者，檢《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和《文淵閣四庫全書》謄鈔者多換做進呈本。由此推測，當時利用天祿琳琅藏書時，不會讓謄錄者將乾隆皇帝珍視的宋元舊本分冊領會隨意翻閱謄錄，應該先有一個謄錄副本，也就是翁方綱所見到的這個謄錄副本。當然以《考古圖》這種書的這個情況，是否可以說明四庫館利用內府藏書特別是天祿琳琅舊藏的時候，都有一個錄副的過程呢，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庫全書》七閣之本既成書時間不一，所據底本亦有差別。今所存若文津閣、文溯閣本價值亦不可與文淵閣本等量齊觀，應各據其本而論之。《四庫全書》與天祿琳琅藏書的關係密切，也就是說《四庫全書》也是追尋天祿琳琅藏書遺蹤的一個重要的線索。雖然天祿琳琅前編著錄原書已毀於清嘉慶二年的宮火，但《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保存的《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研究天祿琳琅藏書中這三種書文本的重要依據。這也爲我們研究一些重要典籍，特別是僅知天祿琳琅曾藏，而今天已经亡佚的版本，如天祿琳琅舊藏宋刻本《謝宣城集》等，提供重要線索。以是《四庫全書》本底本來源及其價值應當重估。
[1][清]錢曾撰，丁瑜點校《讀書敏求記》卷二，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頁41。錢曾云：“（《考古圖》）十卷之外尚有《續考》五卷，《釋文》一卷，乃北宋鏤版，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
[2] [清]于敏中等奉敕撰《天禄琳琅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2。
[3]陸心源《續考古圖敘》云：“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能守，潘伯寅、翁叔平兩尚書各有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史得之爲多。是書宋本不知所歸，夫物之顯晦有時，時之先後有數。安得一旦宋本復出，以慰嗜古者之望，而快余之夙願也乎。”
[4][清]沈初等輯，《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頁376。案，《續》及《釋文》皆宋趙九成所撰。
[5]X奇撰《<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5期。錢曾曾以元刻本校此書，《讀書敏求記》記述云：“間以元刻仇校，牴牾脫落，幾不成書”。按，錢曾影鈔宋本《考古圖》，號稱北宋刊板，今觀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錄，當爲南宋刻本。陸心源《續考古圖序》亦云《續考古圖》爲南宋刻本：“（《續考古圖》）遵王所藏南宋刊本，與《考古圖》並行，得之無錫顧詢遠，後歸季滄葦。”似錢曾所藏北宋刊本《考古圖》亦非真北宋刊本，當與《續考古圖》合刊於南宋。李文疑錢曾所藏北宋本有問題，但據文津閣本立論，實未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范楨撰《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藝術生活》2014年第2期。
[7]吳慰祖校定《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60年，頁5。
[8]《四庫採進書目》，頁211。
[9] [清]黃烈編《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歸安姚氏咫進齋鈔本，2006年,頁200。
[10]《四庫採進書目》，頁101。
[11]《四庫採進書目》，頁267。
[12]《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頁376。
[13]《四庫採進書目》，頁165。
[14]《四庫採進書目》，頁194。杜澤遜師有按語云：“存目十卷，亦云內府藏本，即此本也，無《續》及《釋文》，吳慰祖妄增。”
[15][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頁643。
[16]吳慰祖校訂本《武英殿第一次書目》這樣著錄：“《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四本。”括弧中的部分（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吳慰祖增補的內容。吳慰祖以《四庫全書總目》逆推進呈諸目，以爲進呈諸目皆應有“（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實際不然，以上所舉各家進呈之本以及武英殿舊藏之本皆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因《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宋以後並未刊行，世所流行之本，只有《考古圖》十卷而已。惟天祿琳琅藏本三部分內容俱全。《文淵閣四庫》全書即據天祿琳琅藏本抄錄，《四庫全書總目》也是據此撰寫提要。吳慰祖以為《四庫》所收之本即諸家進呈之本，此失考也。
[17] [清]翁方綱撰《考古圖》分纂稿，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末附，2017年，頁827。
[18] [清]陸心源撰《續考古圖》序，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卷首，2017年，頁1。
[19]《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20]《四庫存目標注》，頁1757。
[21]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1987年中華書局《宋人著錄金文叢刊》據以影印，較為易得。雖然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即已影印出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大陸學者當日並非能輕易得見。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普及之後，始爲人所常用。
[22]容庚撰《考古圖述評》，中華書局《宋人著錄金文叢刊》影印本，2005年，頁6。
[23][宋]趙九成撰《續考古圖》五卷，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 2017年，頁576-580。
[2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清鈔本《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上海圖書館藏。
[25][清]翁方綱撰《考古圖》分纂稿，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末附，2017年，頁827。
[26]《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27][宋]郭知達輯《九家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8冊，第1頁。按此詩《天祿琳琅書目》著錄，並未錄及小注。
[28][清]于敏中等奉敕撰《天祿琳琅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6。
[29]《天祿琳琅書目》，第6頁。
[30]《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31]郭伯恭撰《四庫全書纂修考》，嶽麓書社，2010年，頁75。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2辑（凤凰出版社），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振聚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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